‘家大于国’，亦或是‘先有小家，后有国家’的观念，可谓是华夏封建史上，仅次于‘官员世袭制度’的落后思想。
    在后世无数的事关华夏文明存亡的时间点，这个思想的存在，都导致了华夏文明受到了严重打击。
    三国时期，天下各大宗族门阀奉行的‘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’，自是不用多说。
    宋末蒙元入关，南方门阀世家觉得：左右不过是换个主子，并不影响生活。
    即便是在满清入关之时，势力雄厚的晋商群体，也依旧觉得这是百年难得一遇的‘机遇’‘风口’。
    在这种思想背景下，封建王朝末年出现某某某登高一呼，天下为之大乱的状况，实在是太正常不过。
    血统论和世袭制，刘弘还没有改变的打算——毕竟封建王朝的皇位传承，还是只能以父死子继的世袭制，才能确保政权安稳。
    但家与国的先后关系，以及重要程度排序，却是刘弘必须要做出改变的点。
    道理再简单不过：屁股决定脑袋。
    坐上了皇位，刘弘首先要想的，自然是政权的安稳发展，以及尽量长时间的延续。
    要想达成这个夙愿，那爱国思想的建设工作，就必然需要提上章程。
    须得一提的是，作为华夏民族最璀璨、最光辉的历史时期之一，汉室享国四百余年，却并没有出现过十分明确的民族观念，亦或是忠君观念。
    春秋战国时期，各国人民对君王、对国家的忠诚，几乎都是以战争带来的国家仇恨作为根基的。
    就拿战国末期的两大世敌：秦赵来说，两国百姓之所以能紧跟国家号召，在必要时责无旁贷的踏上战场，绝大部分的原因，都只是因为战场对面，是杀死自己祖父、父亲、兄长的仇敌！
    而秦锐士之所以能享有‘虎狼之师’的威名，也只是因为秦的一纸军功勋爵名田宅制度，将秦卒的对胜利、对敌卒首级的渴望提高到了极致。
    说白了，秦赵两国百姓之所以能有那般高涨的战斗意志，主要就是血海‘私仇’；秦这边，又多了个‘杀敌进爵’的私欲而已。
    对于国家外部状况、战略局势，绝大多数百姓都不关心。
    在国家税赋提高，甚至仅仅是比其他国家高的时候，还很有可能出现战国末期，关东各国百姓举家前往秦国的‘叛国’之举。
    就连各国官僚、公卿贵族，在面对磨刀霍霍，势必要统一天下的虎狼之秦时，也多有‘良禽择木而栖’的想法。
    而如今汉室，距离战国时期才过去数十年，战国遗风在汉室依旧浓厚。
    拿如今，汉室与匈奴之间的关系来说，绝大多数汉人对汉室的忠诚，都并非是单纯对刘汉政权效忠，而是多半出于华夷之防。
    甚至于在汉室初，韩王信、燕王卢绾等人叛逃匈奴，乃至于后续叛逃的文人官吏，在做出背叛国家乃至于民族的事情后，都还能以‘各为其主’来解释自己的举措。
    就算真有忠心于汉政权的，也大都是因为汉室初，刘邦对天下人‘授田加爵’之恩惠的感恩之情。
    对于百姓，尤其是对于封建时期目不识丁、几乎全民文盲的寻常百姓，刘弘的要求并不高——能出于太祖高皇帝的恩惠，对刘氏皇帝有一个‘应该不是坏人’的第一印象，刘弘就很满意了。
    至于后续的名望，也确实需要皇帝以身作则，实打实的照顾好百姓。
    但对于官员，刘弘却不能忍受‘良禽择木而栖’的观念存在！
    同样的道理：对于百姓把家庭看的比国家、民族重要，刘弘就算心有不畅，也只能勉强接受，再慢慢通过对外战争、对内整合来循序渐进。
    但对于官僚将家族看的比国家重要，别说刘弘了，任何一个封建君王都不会接受！
    如果家族比国家重要，那等将来，万一有某一个外族政权，如匈奴、南越等，以‘荣华富贵’的许诺来收买汉室的官员，那难度，岂不是比满清入关还容易？
    所以，刘弘对于儒家思想的改造计划，乃至于对汉室如今普行价值的改造计划，也就显而易见了。
    ——首当其冲者，就是‘国家’的观念取代‘家国’的观念！
    最起码，也要保证官僚阶级的思想觉悟，能达到‘没有国，何来家’的程度！
    至于功侯贵勋，倒是不在刘弘的考虑范围内了。
    在高皇帝刘邦许下‘山河永固，与国同休’的承诺之后，汉室的功侯贵勋阶级，实际上已经是汉政权的‘董事会成员’了。
    汉室在，功侯贵勋便世袭罔替，代代富贵；汉室亡，便是‘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’。
    作为同一条绳子上的两条蚂蚱，功侯勋贵阶级，甚至会比刘氏皇帝更希望汉室千秋万代，永世长存！
    反观殿内站着的百官公卿，只要是没有侯爵的，几乎都是‘汉室集团公司’的打工人。
    相较于功侯贵勋这样的董事会成员，这些打工人的觉悟，才是刘弘所要解决的重中之重。
    而陆贾出使南越一丝，便给刘弘提供了一个很好地机会。
    “敢问浮丘公。”
    就见刘弘面色陡然一肃，看向御阶下正一脸呆萌的《诗》博士浮丘伯，旋即稍稍一拜。
    “朕闻孔仲尼曾言：诗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思无邪。”
    “及至君臣之道，仲尼亦多言：君惠臣以功名利禄，臣摄君之威仪仁爱。”
    “然于此处，朕略有不解。”
    就见刘弘适时的露出一副疑惑地目光，似是一个请教老师的学生般，对殿下的浮丘伯再一拜。
    “仲尼之言，君待臣当若何，臣忠君当何如；然若君待臣以善，臣报君以叛，仲尼却未曾言其果。”
    “浮丘公得荀子以授《诗》，当于仲尼之言知之甚广。”
    “敢请浮丘公教朕：太中大夫陆贾，得朕祖高皇帝知遇之恩，朕亦信其忠义，乃为使以往南越；然陆贾于南越之所为，皆为一己之私，全然不顾朕之信重，太祖高皇帝之恩德。”
    “如此之人，当为‘良臣’否？”
    刘弘一语既出，殿内众人无不瞠目结舌，纷纷将见鬼般的目光，望向御阶上负手而立的刘弘！
    “陛下年不过十六，从何得授仲尼之言？”
    刘弘撩撩数语，所透露出的内在信息，实在是庞大到让人惊诧的地步。
    先是寥寥数语，将《诗》中有关君臣关系的内容概括而出，光这，就足以表明：对于儒家的思想言论，刘弘是有基本了解的。
    ——这就已经很吓人了！
    要知道自太祖高皇帝时起，但凡是以儒生的身份进入汉宫的人，无一不被天下人所熟知！
    如高黄帝时期的太常叔孙通，以及当年受孝惠皇帝亲自登门请教，如今却在殿内，被刘弘隐隐逼问着的浮丘伯等。
    除此之外，任何儒家出身的士子，别说是走进宫廷，得到‘教授皇子’的机会了，就连地方县衙的一官半职，都很难能争取到。
    没有老师，就意味着刘弘对儒家言论的了解，全都源自于自学。
    而刘弘‘自学儒家言论、思想’的唯一渠道，就是位于未央宫内的皇家档案室：石渠阁。
    想到这里，殿内百官目光中的匪夷所思，肉眼可见的变成了‘惊惧’！
    原因很简单：此时正负手屹立于御阶上的刘弘，无论是在做襄城侯的‘刘山’时期、做常山王的‘刘义’时期，亦或是登基为帝，改名为‘刘弘’的前四年当中，都不可能进得去石渠阁。
    ——信奉黄老无为，陪伴高皇帝一点点从秦沛泗水亭长，爬到九五至尊之位的吕太后，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一位刘氏子孙，去学习儒家的言论！
    非但儒家如此，法家、墨家等任何‘非黄老’的学说，都不可能出现在刘弘的面前。
    也就是说，刘弘对于儒家学说的掌握，全都是在吕太后病逝之后。
    吕太后驾崩，至今过去不到两年，而这两年当中发生的事，此时殿内跪坐着的百官公卿，几乎都是全程目睹。
    先是诸吕之乱的收尾，而后是齐悼惠王诸子之乱，以及从吕后驾崩那一刻开始，一直贯彻至终的‘陈平、周勃之乱’。
    直到去年年末，悼惠王诸子乱平，陈平周勃亦‘授首’，刘弘才算是正式掌权，成为名副其实的汉天子。
    而后，又是年初改元，又是加冠亲政，以及去年年末的秋收、今年开春的冬小麦收购···
    光从时间轴来看，刘弘学习儒家思想的时间，很可能是过去这半年，茶前饭后的碎片化时间。
    ——如此‘不务正业’的学习方式，还只是半年，就能对儒家学说，起码对《诗》部分有自己的见解？
    光此一点，就足以羡煞无数寒窗苦读数十年，却连所学内容都还没记完全的文人士子！
    而对于朝臣百官而言，真正值得惊叹的，并非是刘弘非人的‘学习’能力。
    众所周知：诸子百家之言论、学说，其中最容易让人改变情感倾向，被所学内容洗脑的部分，就数儒家学说为个中翘楚！
    在百家争鸣的战国时期，类似‘其他学派往儒家派卧底，结果被儒家吸收为骨干’的状况，便屡见不鲜。
    哪怕是正常的学术交流，也经常出现其他学派的士子一听儒家学说，就纷纷改换门庭，儒家士子听了别家言论，反倒是嗤之以鼻的现象。
    几乎可以说：儒家思想，天生具有对其他学说的免疫能力，以及对其他学派士子的洗脑能力！
    在这种前提下，无论是从未学过任何学说的小白，还是已经学了法家、黄老学言论的士子，都很难在自学途中，抵御住‘改换门庭，投身儒家’的诱惑。
    反观刘弘，非但没有被自己自学的儒家思想所带偏，反倒是精准的找到了儒家思想与如今汉家政坛所不符的内容，还将其‘学以致用’，用到了对儒生陆贾的处置之事上！
    这样的毅力和‘抗洗脑能力’，无疑是让殿内百官安心之余，又隐隐感到一丝遗憾。
    安心的，是刘弘没有被儒家思想带偏，成为乃父孝惠皇帝那样的‘仁弱’之君；遗憾的，是刘弘展露出来的面目，让百官只得无奈放弃‘洗脑’‘引导’的打算。
    再往深处想，甚至有人得出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结论！
    ——诋毁、鄙视儒家，在如今汉室本就是‘政治正确’，刘弘又作为高皇帝的亲孙，要效仿祖父，在儒家头上拉屎撒尿，自也是题中应有之理。
    但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，是刘弘为了在儒家头上拉屎撒尿，才去特意、有针对性的学习了儒家学说？
    如果真是这样···
    顷刻之间，殿内众人不约而同的将同情的目光，撒向依旧匍匐在殿中央的陆贾，以及在刘弘提出疑惑之后，满脸苦色的浮丘伯。
    ——鲁儒一脉，算是完了！
    最起码，在当今刘弘长达3040年的统治生涯中，鲁儒一脉断无出头之日！
    相应的，受鲁儒一脉的影响，整个儒家的其他流派，如齐楚之地《诗》派，河东、河内的《书》派，都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。
    甚至可以这么说：在刘弘地统治生涯，黄老学是否能延续其‘执政学派’的地位，还有待商榷；但儒家，却是妥妥成为了第一个被排除的选项。
    在今后的五十年内，就算法家乃至于墨家成为汉室的执政学派，都不可能是儒家了。
    而在得出这个结论之后，殿内百官的脑海中，也不由出现各种大同小异的‘警醒之语’。
    “日后，还当少看《诗》《书》之言···”
    正所谓‘上行下效’，刘弘如此简洁直白的透露出自己对儒家学说的厌恶，那作为任一时代，都具备超强政治嗅觉的群体，官僚集团的反应，自然是最为迅速。
    就在这殿内众人纷纷投来同情的目光，甚至隐隐形成‘儒家已经断绝’的氛围之时，浮丘伯终是由身旁的师弟张苍搀扶着起身，对御阶上的刘弘一拜。
    “陛下即问臣以《诗》，臣自当以毕生所学，以解陛下之惑···”
    言罢，浮丘伯便费力的直起身，侧目撇了一眼殿中央的陆贾，满是萧瑟的摇了摇头。
    “自作自受，便莫怪老夫不顾同门情谊了···”
    暗自自语一声，浮丘伯便再次望向刘弘，肃然一拱手。
    “然论《诗》之前，臣尚有一言，以告陛下。”
    说着，浮丘伯便缓缓走出朝班，来到殿中央，指了指匍匐于一旁的太中大夫，陆贾。
    “陆贾之所为，非为儒生之举，亦非为孔圣之所倡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