卢绾的一生，无疑充满了传奇色彩，并将一个确凿无疑的人生哲理，摆到了世人面前。——只要抱的大腿够粗，那就是择及三代！就拿如今已经投降匈奴，成为东胡王的老卢家来说，历史上直到武帝一朝，卢绾的孙子卢他之，率部重回汉室，仍旧换得了一个彻侯之爵。但卢绾叛逃匈奴一事，也确实在汉室脸上打了个响彻云霄的耳光。再加上卢绾叛逃，打的是开国皇帝刘邦的脸，就使得在汉室很长的一段时间间隔之内，‘卢绾’这个人名，成为了韩信、彭越那样‘决不能提’的名词。而如今，作为当事人的卢绾去世，已经过去了十六年，汉匈战略格局，也与汉初刘邦在位的时期，发生了一些变化。当时，汉室的主要战略重点，还是集中在铲除内部割据势力，即异姓诸侯之上。卢绾叛逃匈奴，造成的最大影响其实并不是影响了汉匈之间的战略格局，而是卢绾作为刘邦的把兄弟，依旧没能逃脱被铲除的命运，使得汉室承担了很大的内部舆论压力——先封王，后欲杀王，再怎么说，也终究有些薄情寡义的意味。更何况还是先封七王，而后杀其四，废一、逐一。就连汉初及其不受待见的儒家，都借着卢绾之事，重新在汉室舆论界抬起了头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卢绾叛逃匈奴的实质意义，早已经不是过去‘异姓诸侯遭受中央压迫’了。汉初异姓诸侯七人，韩王信、楚王韩信、梁王彭越、淮南王英布皆死、赵王张敖被废王为侯，燕王卢绾叛逃匈奴，确实在当时，让汉家遭受了很大的非议。但在此之后，长沙王一门依旧安稳存在十数年，使得汉室‘苛待功臣’的嫌疑，已经逐渐被岁月洗净大半。而汉室的战略重心，也早就在孝惠一朝，从异姓诸侯变成了宗亲诸侯。随着去年的齐悼惠王诸子之乱结束，汉室中央正式将诸侯国的削弱提上章程，汉室内部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。自然而然，汉室的战略重心，也从内部移向了外部，即：位于汉室西北方向，盘踞河西走廊的月氏；位于汉室北方，掌控整个草原的匈奴；位于汉室东北，占据整座朝鲜半岛、后世东三省大半区域的卫氏朝鲜，以及雄踞长沙以南，格局自立的南越。这其中，南方的南越、东北的卫氏朝鲜，都可以划为汉室的‘内部历史遗留问题’，对汉室并没有多大的威胁。对于这两个方向，汉室并不需要考虑‘会不会遭受打击’，而只需要考虑：究竟怎么样，才能以最小的代价，达成对这两块区域的实质统一。至于西北方向的月氏，更是对汉室毫无威胁——如今的月氏，已经走到了亡国灭种的边沿！如果说诸侯割据，属于汉室的内部问题，那对于匈奴而言，最大的内部问题，就是月氏。道理很简单：一山不容二虎。更何况是在弱肉强食，奉行赤裸裸的丛林法则的草原之上，统一，才是永远的头等大事。和战国时期，秦绝对不会把战略重心侧重于北方蛮族，而是大半集中在统一神州一样，对于草原游牧民族而言，争霸统一，也同样是铭刻于灵魂深处的本能。就如同历史上，晁错在奉上《削藩策》时，对景帝刘启说的那句‘匈奴，疥癣之疾；诸侯，心腹大患’一样，对匈奴人而言，汉室的战略重要性，也远不及月氏这个同为游牧文明的政权。可以说，在必要的情况下，匈奴甚至有可能接受‘以财物贿赂汉室’作为代价，以换取能将所有的精力，集中在消灭月氏之上！盖因为汉匈之间，本质上属于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。在双方的认知当中，都或多或少带有‘哪怕输了，对方也无法统治我’的潜意识。匈奴人不认为，以步兵组成、世代务农的汉人，会抢走他们赖以维生的草原；而汉人也不相信，粗鄙不堪的蛮夷，有能力对神州大陆实行有效的统治。而内部竞争对手，就截然不一样了。拿汉室来说，一旦某一个割据势力坐大，就很有可能产生‘江山变色，社稷易主‘的可能。对匈奴而言也一样：一旦月氏这样的游牧政权得到喘息，那必然会出现‘月氏称霸草原‘的隐患。所以，即便不知道如今匈奴与月氏之间的具体状况，刘弘也能根据对历史的了解，而推断出大概状况。在历史上，月氏人第一次遭受匈奴的重大打击，大约是在高皇帝时期。彼时，冒顿刚将父亲头曼杀害，坐上匈奴单于的宝座，并彻底击败了东胡部。在草原三方势力最大的东胡灭亡之后，冒顿便回过头，看向了称霸草原路上的最后一个对手：月氏。此时，中央刚解释秦末纷争，转而进入了项刘两家激烈的争霸当中。来自长城内的压力陡然骤减，冒顿当即决定：发兵讨伐月氏。被有了南方汉人政权的军事压力，又得到了原东胡部大半财富、牧畜以及人口，匈奴顿时实力大增，将月氏打的一推再推。经过长达二十年的蚕食，到历史上的文帝一朝，月氏人已经彻底被匈奴，逼在了河西走廊。北有匈奴锐骑相逼，南有青藏高原相阻，东有汉室雄踞，月氏最后的退路，就只剩下一条：向西退往西域。历史上的汉文帝四年，匈奴右贤王率军大败月氏，月氏人只能放弃时代生存的河西走廊，撤至伊犁河流域。在月氏彻底退出草原之后，匈奴才算是彻底统一了草原，并逐渐成为汉室的心腹大患。所以现如今，汉匈之间的战略格局，是汉室基本完成了内部统一，逐渐有力将战略重心外移，并将大部分战略重心，集中在北方的匈奴人身上。而匈奴的战略重心，依旧死死锁定在打败月氏，同意草原。这种微妙的变化，使得汉室的战略状况得到了大幅好转，并得到了极大的喘息空间。在历史上，匈奴在文帝年间打败月氏，但汉室却直到景帝年间，才彻底解决了内部问题，并开始进入漫长的发展期。而现在，反倒是汉室借着齐悼惠王诸子之乱，抢先解决了内部问题。这对于汉室初步掌握对外战略主动权，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。道理很简单：历史上的汉室，在高皇帝、文帝、景帝时期，并非全然没有对匈奴开战的力量！文帝曾御驾亲征，将匈奴人硬生生打回草原；景帝刘启一朝，更是有李广、致都、程不识等名将，将匈奴人打的满地找牙。高皇帝刘邦，更是曾率领步骑大军合计三十二万，于白登山与冒顿亲自来过！只不过，这一次次对外征讨，无一不是被汉室内部割据势力所破坏。高皇帝身陷白登之围，是因为韩王信投降匈奴；文帝没能与匈奴大战三百回合，是因为济北王刘兴居反叛；景帝刘启明明有能力打击匈奴却不打，更是因为吴楚七国之乱，将刘启的大半生命力耗尽···所以，即便是在历史上，汉室也从来不是因为打不过，才在匈奴人面前在三退让；而是内部割据势力，让汉室无法将注意力完全集中，用在对匈奴的战略布局。国家和国家、政权和政权之间的较量，往往就取决于一些微小的领先：我有，你没有，那你就得处于劣势。如历史上的文、景两朝，匈奴完全统一了草原，具备了对汉室的全部战略主动权，而汉室却没有彻底完成内部力量整合，就只能通过和亲，以换取发展时间。现在的状况，无疑是和历史上掉了个个儿。——即便按历史的轨迹，匈奴扫灭月氏也还要至少两年！而汉室，却已经完成了内部力量整合！理论上，光此一事，就已经让汉室具备了战略主动权——起码‘打不打‘这件事，已经可以由汉室说了算了！至于打不打得过，就是汉室接下来要考虑的问题了——力量积攒。就如同历史上的景帝一朝，经过吴楚之乱，汉室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内部统一，具备了对外战略决定权，而不需要再担心对外战争之时，内部会出现问题。但即便如此，景帝刘启也没有立刻启动决战，而是让汉室再安稳发育了数十年，将扫灭匈奴的任务，交到了继承人：刘彻手中。究其原因，就是因为：内部力量整合，只能让汉室具备‘打不打’的决定权，却无法影响‘能不能打过’的客观现实。步兵在面对骑兵集群时的天然劣势，使得汉室必须要进行足够的准备，才能开启汉匈战争，并保证不会落败。历史上，汉室是经过文、景两代皇帝接力发展综合国力，大力发展马政建设，才改变了汉室步兵集群，在面对匈奴骑兵集群时的战略劣势，形成了‘一汉当五胡’的巨大优势格局。理论上，历史上文、景二帝的思路并没有问题：你有骑兵，我没有，那我发展骑兵就行咯~等我也有了骑兵，就能打过你了！但马政的建设，从来都不是一朝一夕之间所能完成的。尤其是如今，在汉室机缘巧合间，率先完成内部统一，占据了对匈奴的微小战略主动权之后，汉室需要做的，就不是慢慢发育，等待时机了。——而是尽快掌控战略进攻权，一举打破‘被动挨打’的对外战略劣势！即便不考虑这层战略层面的因素，光是刘弘穿越者的身份，就很难让他做出‘发展骑兵，用骑兵对抗骑兵’的决定。——谁说打骑兵，就必须要用骑兵了？在冷兵器时代的兵种克制关系中，骑兵最大的敌人，从来都不是‘更强的’骑兵。而是重步兵集群！虽然将来，刘弘也同样要进行马政建设，掌控一定的骑兵力量，但也绝不是为了让汉室的骑兵部队，去和从小就在马背上长大的匈奴骑兵对砍。——在冷兵器时代，步骑联合作战部队，才是真正属于‘降维打击’范畴的黑科技！对此，刘弘自也是早有安排。——现羽林都尉，就是一支以弓弩等远距离打击手段为主要战斗方式的部队！而筹建在即的长安蓝田都尉，便是刘弘为重步兵部队而做出的试探。在之后的五到十年内，重步兵+弓弩兵的组合，就是汉室所依仗的重点兵种。之后，随着马政建设跟上来，骑兵建设开始步入正轨，汉室就将不再有军事短板。总的来说，对匈奴的战略准备，已经在刘弘的全方位筹谋布局之下走向正轨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身处匈奴草原的东胡王部，对汉室的重要性显然不言而喻。——在内部发展、外部施压的同时，汉室需要尽量掌握匈奴内部的状况，从而做出更准确的战略判断和选择。而在这方面，相较于远居幕北的韩王部，无疑是位于幕南，距离汉室更近的东胡王部，更能发挥‘刺探情报‘的作用。
    准备，已经在刘弘的全方位筹谋布局之下走向正轨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身处匈奴草原的东胡王部，对汉室的重要性显然不言而喻。——在内部发展、外部施压的同时，汉室需要尽量掌握匈奴内部的状况，从而做出更准确的战略判断和选择。而在这方面，相较于远居幕北的韩王部，无疑是位于幕南，距离汉室更近的东胡王部，更能发挥‘刺探情报‘的作用。准备，已经在刘弘的全方位筹谋布局之下走向正轨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身处匈奴草原的东胡王部，对汉室的重要性显然不言而喻。——在内部发展、外部施压的同时，汉室需要尽量掌握匈奴内部的状况，从而做出更准确的战略判断和选择。而在这方面，相较于远居幕北的韩王部，无疑是位于幕南，距离汉室更近的东胡王部，更能发挥‘刺探情报‘的作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