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当刘弘思虑着汉室将来的继承事宜时，三个老态龙钟的身影，也终于是出现在了殿内。
    “丞相臣食其，少府臣叔，内史臣嘉，参见陛下~”
    见三人一同前来，刘弘自然是亲切的问候一番，邀请几人坐下，便正式开启了此次对奏的议题。
    “朕今日召几位卿公入宫，乃欲以帝陵之事，于诸公相商。”
    或许在后世人看来，一个刚登基五年，连法定成年年纪都还没到的皇帝，在十六岁的年纪开始着手准备起自己的陵墓，多少有些奇怪。
    但在汉室，尤其是西汉初，这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。
    倒也不是说：汉室的皇帝都认为自己活不久，而是‘帝陵’这个在后世可有可无的形象工程，在汉室关乎到一项直接影响政权安稳的国策。
    ——陵邑制度。
    自秦始皇一扫六合，使华夏正式从分散的分封制社会，正式踏入完整的中央集权封建文明起，一直到清末的西方列强侵华，这将近两千年的华夏历史当中，每一个封建王朝，都被这样一个问题折磨的憔悴不已。
    地方豪强，到底应该怎么处理？
    秦的灭亡，可以归咎为旧六国贵族作乱，西汉的灭亡，也可以理解为地方豪强的壮大。
    而之后的每一个封建时代，即便最终不是因为地方势力尾大不掉而灭亡，其政权灭亡的核心因素，也永远与此逃脱不了干系。
    东汉末的各路诸侯，隋唐时期的陇西集团，两宋时期得‘士大夫’，明清的晋商等等，都是时刻挖封建王朝墙角的群体。
    地方势力尾大不掉，中央集权受阻的状况，在华夏直到新世纪，才算是被彻底解决。
    那封建时代，就没有办法解决地方势力尾大不掉的问题了吗？
    实际上并不是——在汉室初，这个问题，曾一度被黄老学执政的汉室朝堂所彻底解决。
    地方豪强为祸一方，郡守二千石不能治，又山高皇帝远的，该怎么办？
    在汉室初，这个问题有一个标准答案：既然郡守管不了你，那就让皇帝老儿管着吧！
    将地方豪强集体迁入关中，强自安排在天子脚下，就成了解决地方势力最好的解决方案。
    毕竟过江龙不比地头蛇，在地方再怎么横行霸道，换了个地界，也总要老实一点。
    更何况这长安城，可谓是汉室最称得上卧虎藏龙之地；哪怕真出现那种内史都治不住的豪强，也好歹好有个天子嘛。
    实在不行，大不了就强行编罪名咯——某某某豪强，脑后有反骨，诛其三族，以儆效尤！
    在汉室‘天子绝对不会错’的时代背景，以及百姓普遍仇富的心理观念下，一家豪族的灭亡，只会为刘弘引来喝彩。
    当然了，即便刘弘是天子，也不能什么事都按自己的喜好来，即便是要强制迁徙地方豪强到关中，也至少要给出个合理得解释。
    在汉室初，这个解释也有一个标准模板：某郡某县某某氏扬名天下，达天子圣听；今陛下之陵已起，陵邑已建，特迁地方豪门望族至陵邑，替天子守灵！
    就是说：你们家很不错啊~天子都很认可，现在天子死后的地儿要定了，给你们一个机会，去皇陵脚下给天子首领，那你们就是忠臣了。
    什么，不去？
    ——给天子守灵都不愿意，必然都是乱臣贼子，统统斩首！
    只凭借这样一个简单地逻辑陷阱，汉室就将华夏数千年封建时代不能解决的地方势力，给活生生逼成了韭菜。
    那是长一茬就割一茬，割了一茬，没几年又长一茬。
    地方豪强狼狈的模样，像极了后世种草特斯拉的小可爱们。
    而面对这种‘务必自愿’的举族迁徙，地方豪强们往往是毫无办法的。
    说到这里，就不得不提汉室的大环境，与后世最大的一处不同：汉室初，是没有‘世家’这个概念的。
    很简单的道理：真正有传承的家族，几乎全都在秦统一天下、秦末战火，楚汉争霸等发生在短短几十年内的大规模战争，给清洗的一干二净。
    而在秦统一天下之前，华夏大地还曾经历一段长达上百年的诸侯纷争时代：春秋战国。
    在这样一段跨越世纪的战争年代，能顺利活下来，并保留家族传承的，几乎不可能是大家族。
    ——在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期间，‘兵’和‘匪’，实质上并不是两种生物。
    再怎么正义的军队，在那个时代，也都会通过‘攻下某城，宰大户犒劳将士’来激发士卒的战斗意志。
    再加上汉室初，作为执政学派的黄老学，极其推崇‘y一夫五口治百田’的小农经济，以及小政府政体，就使得汉室初，很难有‘豪门望族’生存的土壤。
    而汉室唯一可能属于‘豪门’的阵营，便是以开国功臣为主体的彻侯勋贵们了。
    可汉室的开国勋贵，相较于后世也同样特殊——汉初的勋臣，除了一个躲进大山里修仙的留侯张良之外，很少有人愿意偏安一隅。
    就连开国时将军都算不上的申屠嘉，都在历史上的文帝一朝官至丞相，就足以看出这一点——汉初的勋贵，普遍都是有政治抱负的。
    这样的一个群体，根本不可能甘心在封地欺男霸女，而是会像现在的彻侯勋贵们一样，无所不用其极的留在长安，只求九卿出缺之时，自己能‘近水楼台先得月’。
    在原本的历史上，文帝刘恒在陈平病逝之后，就是以‘彻侯勋臣多眷恋长安，丞相（周勃）为百官之首，当为天下先’为名，借口让周勃给百官起个表率作用，把周勃赶回了封地。
    可即便如此，文帝朝的勋贵彻侯们也丝毫没有离开长安的打算；从周勃离开长安之后，第二个离开长安，回到封地的彻侯，还是十几年后，因为黄龙改元之事而被刘恒罢黜相位的北平侯张苍。
    也就是说，唯一有能力祸害地方的彻侯勋贵集团，根本不需要刘弘去担心——这帮货，巴不得刘弘一辈子不撵他们回封国！
    没有底蕴深厚的世家、也没有四世同堂的大家族，再加上‘学阀制造机器’的儒家还是弟弟、彻侯勋贵们又都自愿久留于长安，就使得汉室初的‘地方势力’，只剩下一种可能。
    ——凭借贸易，在汉室鼎立后短短十几二十年内积累下大量财富，并以此壮大起来的地方豪族。
    也只有凭借商贸发家的地方势力，会甘心在乡下从农民嘴里刨食，而不去长安闯荡。
    ——盖因在汉室，‘商贾出身’这个政治成分，几乎不亚于后世开国时的‘大地主’。
    既然地方豪强，都是通过世俗所鄙视的商贾贸易，才具有强大实力的商人，那在中央的政策下，自然是没有什么反抗余地了。
    要知道即便是在后世，商人也同样无法对国家大政指手画脚；杰克马的垄断路，也是在一次约谈之后戛然而止。
    在舆论对商人阶级极其不友好的汉室，面对国家‘强自迁徙’的命令，商人阶级能做的，也只有遵从。
    当然，在这个文化水平普遍低下的时代，见多识广的商人们无疑算是‘精英’，既然是精英，自然也会知晓‘狡兔三窟’之理。
    但在汉室毫无商量余地的陵邑制度面前，商人们为自己留的所有退路，都将失去意义。
    ——迁徙地方豪强，并非是如皇帝登基那样几十年发生一次的低概率事件，而是每一位西汉皇帝，从登基的第二年开始，就开始周期性的迁徙地方豪强！
    通常情况下，汉室皇帝驾崩，储君继位之后，并不会立刻将当前年改为‘新帝元年’，而是继续将其作为先皇的最后一个纪年。
    直到新皇登基后的第一个十月初一（年初），新皇才会正式改元元年。
    于十月改元元年之后，法理就算是站稳了，熬过冬天，等开春过后的三四月份，汉室的皇帝就要在自己登基的第二年，就开始着手自己的皇陵。
    原因无他：陵邑越早建成，就能越早的从地方割韭菜，把豪强强制迁入关中，以缓解社会矛盾。
    帝陵的建造，往往是首先把陵邑的框架支起，之后，再慢慢的建造陵墓。
    汉室皇陵的建造就是这样，普遍都会从皇帝登基后开始修起，一直修到皇帝驾崩。
    皇帝在位时间越久，皇陵的规模就会越大；而与皇陵一同被缓慢扩建的陵邑，也会越来越大，一直到皇帝驾崩，才会停止扩建。
    陵邑既然会随着皇帝在位时长而无限扩建，那地方豪强的强制迁移，自然也是无限重复了——三年一次。
    就拿刘弘来说，今年，刘弘的帝陵就见开始建造，陵邑更将在夏天之前立起框架，而后的夏天，刘弘的第一批‘守陵户’就见被迁入关中。
    在之后的三年里，陵邑会慢慢被支棱起来，并大致形成一个城邑的模样，到了那时，就该是第二批‘守灵户’到来的日子了。
    三年一次的高频率，使得地方豪强再如何走通门路，都无法逃脱被强制迁徙的厄运。
    躲过一两次迁徙，在汉室初或许并不少见，但躲过每一次迁徙，直到熬死某一位皇帝的事，在汉室历史上却只发生过一次。
    ——被文帝刘恒赞誉为‘仁商’的宣曲任氏，凭借刘恒赐予的金子招牌，成功化身为了地方官员不敢触碰的烫手山芋。
    至于豪强唯一能倚靠的‘勾结、贿赂官员’，实际上也很难起到效果。
    相较于西方，华夏人有一个源远流长、根深蒂固的本能：买地。
    汉室的商人也一样——赚了钱之后，汉室商人不会想着把做大，而是会散尽大半家财，将自己的户籍从商籍挪回农籍，然后用剩下的那点钱买土地，安心的在家乡做个土财主。
    这就意味着‘商人出身’的地方豪强，其大部分财富，都是田亩、房宅、店铺这样的不动产。
    一俟被强制迁徙，豪强就要举族迁往长安，无法带走的不动产，自然是要变卖的。
    而在强制迁徙面前，豪强变卖不动产，性质又是‘无论如何都要卖’，这就意味着变卖价格，将与市场价产生极大的差额。
    最起码，那些手握生杀大权的地方官员，是有能力以近乎白送的白菜价，把豪强无法带走的不动产吃到肚子里的。
    这样一来，豪强们通过行贿官员，以求平安的路，也就被彻底堵死——相较于豪强奉上的那一点点贿赂，官员自然更希望豪强被迁走，好占据豪强留下的不动产。
    毕竟豪强再怎么大方，也不至于将占据自己大半财富的土地田亩，拿去给官员做贿赂。
    至于‘给天子守灵，以证明自己是忠臣’这种极其不要脸的说法，也只是安慰那些韭菜们的说辞。
    在朝堂之上，此事有另外的说法：广迁地方豪强，以实关中，以固国本。
    对于汉室而言，‘国本’究竟是什么，自然是毫无异意：一为农耕，二为关中。
    简而言之，汉室只要能做好每年的农耕工作，并保证关中的安稳，理论上就能确保政权的稳定。
    而‘广迁天下豪杰以实关中’的内在逻辑，是通过政府强制手段，将关东的地方势力尽皆迁入关中，以保证关中永远保持对关东的‘人才碾压’。
    ——撇开对错不说，比起在土里刨食的农民，那些有能耐在地方欺诈乡里的豪强，无疑算得上的‘精英’了。
    而随着豪强被强制迁移入关中，又会让大量的财富，随着豪强一同涌入关中，使得关中在富裕程度上，也保持对关东的碾压。
    关东豪强被迁入关中，也会让关中的各方势力借机吃个满嘴流油——高速公路都还要过路费呢！
    到了爷们儿的地盘，还是要‘长住’，不得孝敬孝敬？
    这样一来，地方豪强在变卖不动产时，不可避免的会面临财富大面积缩水；而在来到关中之后，各方势力伸过来的手，又会将豪强仅剩的一点家底给吃干。
    再过个两三代，曾经在关东叱咤一方，为郡守眼中之刺的地方豪强，就此‘家道中落’，泯然众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