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这个角度而言，曾经担任内史，且没有出岔子的人，也确实能满足丞相的能力要求——毕竟做了丞相，要管的地方，也没比做内史时大多少嘛！
    能在内史任上管理好关中，那就必然能在丞相任上，管好关中，以及关东多出的那几十个县。
    所以在汉室，除了功勋卓著，子孙受惠的开国元勋，以及周亚夫、卫霍这样于天下有大功的武人之外，寻常官僚要想一展胸中报复，染指丞相大位，就普遍需要尊崇汉室官场特有的秩序。
    第一步：要么被举贤良方正成为侍郎，要么恩萌为郎中；要么凭借武力成为中郎，亦或是通过赀官，成为赀郎。
    说白了：先以郎官之身，在宫里历练一番就对了。
    之后，就是大部分官员晋升生涯所不可避免的经历——外放！
    如果是侍郎，那一般是酌情外放为郡守、县令这样郡县主官，辅以郎中为副官；中郎外放为郡尉、县尉、都尉这样的武将。
    至于赀郎，则因为商人出身的政治污点，很少能得到外放的机会，只能如历史上的文帝廷尉张释之那样，等候袁盎之类的‘恩主’举荐。
    外放，算是官僚生涯当中最为关键的一环，表现好了，那重回中枢，立刻就是有丰富治政经验的人才！
    可万一表现的不好，甚至只是表现得没有想象中那么好，就很容易淡出朝堂的视野，乃至于被天子忘记，在地方干到告老还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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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在地方得到出色的政绩，并借此回到中枢之后，官僚普遍会被任命为九卿副职，或在长安两军任校尉之类的职务，寻求建功立业的机会。
    再之后，就是熬。
    要么在九卿副职的位置上熬死上司，并保证自己是九卿候选中最有竞争力的一人，要么在南北两军熬到战争机会，并在战斗中立下功勋，为自己的官僚生涯打下坚实的‘成份’基础。
    而九卿当中，除了内史本人之外，剩下八个人当中但凡有点雄心壮志的，追求都只有一个：成为内史！
    因为只有通过内史证明自己的能力，才有机会向三公，即御史大夫之位展开冲击。
    也只有御史大夫之位，能稳稳的预定一张丞相大位的门票。
    虽然丞相、御史大夫、太尉同为三公，但太尉本就属于军政系统，只能通过武勋获得；而丞相和御史大夫，更像是‘正副职’的关系。
    想想也知道：从县令直接身为郡守的概率，无疑比郡丞副官转正成为郡守的概率小得多。
    在汉室朝堂也一样：相较于从九卿直接成为丞相，更多的情况，还是从御史大夫这个‘亚相’的位置副官转正，顺理成章的成为丞相。
    既然在汉室，御史大夫=准丞相，那成为御史大夫的条件，自然也是苛刻无比了——与‘非侯为相’一样，通常情况下，御史大夫也很少出现没有彻侯之爵的显现。
    想想也正常：一个武勋都还没达到封侯要求的官僚，在汉室很难有什么作为。
    自然而然，作为‘准御史大夫’的内史，自然也要在一定程度上，满足‘彻侯之爵’的身份要求。
    在汉室初，类似的政治潜规则并不明显——毕竟汉室前几位丞相，其政治轨迹都是‘平民功臣丞相’这样的逆袭式上位。
    早已在战争中证明过自己能力的开国元勋，不需要再走郎官外放任九卿为内史晋御史大夫拜相这样的轨迹。
    如萧何这样的猛人，当初就几乎是从一个负责后勤粮草的‘后将军’，直接成为汉相的逆袭典范。
    平阳侯曹参，虽然在萧何去世前做过齐国丞相和御史大夫，但曹参在开国功臣中的声望，丝毫不比萧何底。
    在刘邦称帝，并‘论功行赏’时，大半舆论都以为，随刘邦南征北战，身负七十余创的平阳侯曹参，应该排在第一。
    只不过刘邦强行把萧何排在了第一位，这才让曹参成为了汉室第二位丞相。
    而现如今，开国元勋大半凋零——在陈平死去、审食其为相的那一刻，汉室就基本告别了‘开国元勋’为相宰的时代。
    毕竟从严格意义上来讲，无论是如今的辟阳侯审食其，还是即将接替审食其的北平侯张苍，亦或是将来替补张苍的故安侯申屠嘉，都算不上开国元勋当中的佼佼者。
    审食其无论是爵位，亦或是如今丞相的官位，都属于‘恩封’的范畴，和审食其的功勋关系不大。
    张苍成为丞相，则更多是出于出色的政治手腕，以及‘荀子门徒’的舆论话语权。
    说白了，人家成为丞相纯靠治政能力，武勋只是达到了及格线而已，并不像开国时的萧何曹参那般，占据主要因素。
    至于再往后的申屠嘉，那更是不用说——申屠嘉食邑五百户的故安侯，甚至都不是高皇帝封的！
    说白了，申屠嘉根本算不上开国元勋。
    这样一来，类似‘非侯勿相’‘非侯勿御史’，乃至于‘非侯勿内史’这样的政治潜规则，在汉室政坛自然也就愈发直白。
    毕竟如今的汉室，已经没有可以依仗的开国元勋，官员能力是否出众，只能通过其过往的执政经历作为参考，以得出一个基本准确的判断。
    即便如此，此时汉室选拔郡守、郡尉一级的地方官僚，更多还是以开国时立下的武勋为主要参照。
    那申屠嘉来说，就是从大头兵一点点成为军官，并折道成为淮阳郡守的鲜活例子。
    但再过几十年，在开国时立下功勋的所有人都化为黄土之后，还是就见迎来一次十分严重的人才断档期。
    在历史上，这一时期恰好是景帝一朝。
    贾谊、晁错这样的有识之士不再出现，开国元勋当中，就连申屠嘉这样的‘最后排面’都告别人世，汉室，陷入了史无前例的官僚紧缺时期。
    恰恰是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才让从汉初就一直抬不起头的儒家抓住机会，凭借‘有教无类’的人海战术一点点发扬壮大，并最终在武帝一朝开花结果，达成‘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’的伟大胜利。
    而这一世，刘弘必然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。
    ——正所谓流水不腐，又有言道：生于安乐，死于忧患。
    即便单单出于‘让儒家时刻保持紧迫感’的考虑，刘弘都会尽量保留百家学说，以求百家争鸣的状况，成为汉室之后百年的常态。
    更何况诸子百家中，早就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；且其余诸家学说当中，也有许多儒家所欠缺，却于国家大有裨益的思想。
    如法家的学说，就很适合用于法治思想建设；墨家的主张，适合发展科技创新；纵横家的学说，可以为外交视野提供最原始的理论基础。
    除此之外，还有可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农家、为娱乐手段贫瘠的百姓提供消遣的小说家，乃至于如今汉室风头正盛，十分适合经济复苏的黄老学说等等，都能在特定的范畴内，发挥出积极的作用。
    而对已经不再对周亚夫抱有太大期望的刘弘而言，眼前的申屠嘉，就算是‘汉开国元勋’阶级，所能贡献出的最后一个人才了。
    之后，汉室必然会如大多数稳定下来的封建政权一样，从武人执政时期，向文官掌权时代过渡。
    贾谊、晁错这样的贤良方正将大放异彩，张释之、桑弘羊这样的商界精英也将步入政坛。
    文官集团和武将集团各自的尿性，刘弘自是了若指掌——文官集团，在竭尽所能揽权的同时，会本能的抗拒一切变化。
    在历史上，绝大多数封建王朝在进入‘文官集团为主’的政体之后，大半都会走上腐朽的下坡路。
    国家弊政得不到修缮，问题得不到解决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文官集团甚至会最终成为这些问题的获益者、制造者。
    而武将集团则呈现出另一个极端：为了武勋，这帮武夫甚至敢无中生有，制造战争！
    为了引起战争，武夫阶级会不遗余力的撺掇朝堂：xxx对我大汉不恭，咱得收拾他呀！
    这还算好的——如果鼓噪战争而不得，亦或没有得到自己理想中的待遇，武人阶级也不比吃人血馒头的文官集团好到哪里去。
    ——喝兵血、吃空饷，乃至于杀良冒功，在后世都成为了武人集团的基操。
    二者孰是孰非，自是一目了然——任何一个阵营的单独存在，都会使政权‘跛（bo）脚’。
    所以即便知道很难达成，刘弘也想要试一试，看能不能让这两个阵营，成为汉室的油门和刹车，同时存在，互相制衡，却又谁都奈何不了谁。
    文官集团更为守旧，但相应的，也意味着更加稳定。
    就像那句‘武夺江山、文治天下’一样，政权的治理，最终还是要依靠文人阶级。
    毕竟不是谁，都能做到汉初开国元勋那样‘文能提笔修诗赋，武能上马安天下’非人的壮举。
    所以刘弘更愿意把文人集团，形容为‘国家’这辆车上的刹车板。
    而武人阶级的不稳定性，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。
    无论古今中外，促进社会生产力、科技水平的，都永远是战争。
    只有战争，才能在一段十到数十年的时间间隔内，将人类的文明先前推动前年！
    就好似后世，十九世纪的华夏人还都处于‘路太远，信太慢，一生只够爱一人’的封建时期，短短百余年后，人类文明就经历了动力革命（蒸汽机）——电气革命（内燃机）——信息革命（计算机）——绿色革命（人工智能）这一连串革命。
    人类在长达三千年以上的封建时代中，都没能推动一丝一毫的科技技术创新，在世界大战前后短短一百年之内，就成为了现实。
    所以武人阶级，在刘弘的认知力，就是国家这台车的油门。
    每一台正常的车，都需要有油门和刹车同时存在，没有油门车走不动，没有刹车，则可能会翻车。
    一个健康的政权，也需要文人集团充当刹车的角色，武将阶级发挥油门的作用，才能让这辆‘车’，平稳的行驶在富强的康庄大道之上。
    而此时的汉室，就将在不远的将来，面临一个十分危险的时期：以开国元勋为代表的武将集团暗弱，文官集团强势抬头。
    这个时期，导致了文武两个集团在汉武帝一朝彻底对立，并在文官集团的全面胜利中画上句号。
    ——就连武帝朝著名的巫蛊之祸，本质上也无法脱离‘文武相争’的内在缘由。
    巫蛊之祸，与其说是李广利支持下的昌邑王，与背靠卫皇后的戾太子之间的斗争，倒不如说，是卫霍新兴武勋集团，与刘屈氂为首的文官集团的政治斗争。
    巫蛊之祸结束，文官集团，虽然失去了朝堂上的大半代言人，但巨大的人员基数，使得文官集团很快就缓过神来，
    而汉室武将阶级，则因为卫、霍新兴武勋集团因戾太子遭到全面清洗、之后李广利兵败身亡，而彻底落寞···
    自此，汉家不再有男儿争相参军入伍的热情，也很少见朝堂之上，有武夫出身的官员位列相宰。
    陈汤那句‘明犯强汉者，虽远必诛’的豪迈誓言，成为了汉家尚武之风最后的绝唱。
    甚至在之后长达两千多年的华夏封建史当中，武人阶级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压，最终从西汉初文武双全，军政皆通的群体，发展成为了明末杀良冒功的**。
    在这场‘刹车’与‘油门’的斗争中，油门彻底熄火，‘猛踩刹车’成为了华夏社会的主流。
    原本位于世界文化中心，身为世界三大文明中最强大的华夏文明，在之后近二千年的时间之内，十分‘大度’的停下了前进的脚步，并最终被西方所超越。
    所以摆在刘弘面前的，是在这个即将到来的‘文官愈发强盛、武将愈发式微’的微妙时间点，找到文武之间的平衡。
    能一直维持汉室如今‘不分文武’‘武官能治民，文官能治军’的局势自然最好，即便不能，也要保证让文武成为汉政权的两条腿，交替前进，谁也不比谁短一截。
    而如今，文官集团起势在即，武将群体已然开始落寞。
    武人阶级的落寞，主要源自于开国元勋逐渐退出历史舞台，而汉初保守的对外战略，使得军方后续的新鲜血液很难得到出头的机会。
    对于武人集团的落寞，刘弘没有太好的办法——无论如何，汉室也需要完成基本的物质基础积累，才能逐步开启与匈奴的系列战役。
    既然武人的落寞无法遏制，那刘弘就只能从另一方面下手，给即将抬头的文官集团，创造一些阻碍。
    只有这样，才能让刘弘有更多的时间，完成汉室的物质积累，让武人阶级缓缓停下衰败的速度，与‘后来居上’的文官集团达成一个微妙的平衡点。
    而对文官集团最好的遏抑，古往今来都只有一个方法，具有‘立竿见影’的成效。
    ——分权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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