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于每一个农耕为主的封建政权而言，真正的命脉，永远都是农业。
    无论是对远古时期的夏、商、周，还是公元后的唐、宋、明等中原政权而言，什么礼法纲常，什么吏治内政、内忧外患，其重要性哪怕加在一起，恐怕也没有淳朴的农民伯伯，对上苍的那句祈祷来得重要。
    ——来年秋收，但愿能多打些粮食吧···
    原因无他：历史上每一个中原政权，其内外活动，都需要农业作为基础保障。
    国家税收，收的是粮食；官员俸禄，发的是粮食；内部修建基建工事、道路水利，拨的是粮食。
    就连镇压内部叛乱、扫除外部威胁，都离不开粮食作为保障。
    国家需要粮食，来保证政权正常运行；贵勋、官员需要粮食积累财富；而底层百姓，也同样需要粮食填饱肚子。
    虽说由于储存成本，保质期等原因，使粮食没能在封建时代成为布匹那样的硬通货，但这丝毫不影响粮食，在一个农耕封建政权中的至高地位。
    实际上，绝大多数封建王朝的落寞，都可以归结为‘粮食不够’。
    外族入侵？
    是来抢粮食；
    政府贫弱？
    手上没粮食；
    内部叛乱？
    是因为百姓吃不饱肚子。
    就连贵族压榨底层百姓，从而导致内部不稳的隐患，最终也可以归结为：百姓吃不饱肚子，所以天下不稳了。
    反过来说：只要能保证天下每一个人，甚至只是大多数人能吃饱肚子，那政权就将稳如泰山。
    ——种地能吃饱肚子，百姓吃饱了撑的，才会去跟老爷们造反呢！
    而文教、礼教等文明建造，也将随着百姓逐渐富足的生活，而逐渐长出萌芽。
    就如此刻，刘弘手上拿着的竹简之上，开头就是管仲的一句名言：仓廪实而知礼节；衣食足而知荣辱。
    道理很简单：如果连肚子都吃不饱，衣服都穿不暖，马农民根本不可能有精力去在意其他任何东西。
    对于人类而言，生存，是永远摆在首要位置的刚需。
    只有生存得到保障，百姓才有可能将多出的精力，转向其他的方向。
    在后世，生存是买房买车、娶妻生子；而在封建时代，生存，就是吃饱穿暖。
    那作为帝王，刘弘最基本的义务也就很明显了：让大多数子民丰衣足食，免遭饥寒之苦。
    别的不说，光是做到这一点，就足以让刘弘成为合格线以上的帝王，甚至是为天下所认可的圣君，并为后人所称赞。
    ——历史上的汉太宗孝文皇帝刘恒，一生都做了些什么？
    外部隐患，和高祖、孝惠之时并无差别：南越依旧是名誉藩臣、朝鲜仍旧是化外之地。
    至于匈奴，那更是在文帝一朝得到了长足发展，并在老上稽粥的率领下，登上了游牧民族史上的第一个巅峰。
    而汉室，却只是在文帝刘恒的带领下，于汉文帝在长城一线与匈奴大眼瞪小眼。
    文帝一朝唯一一次汉匈大战，也是在济北王刘兴居谋反背刺之下流产。
    内部隐患方面，刘恒更是几无建树。
    齐王一门，除了刘兴居因谋逆身死，余者皆为王侯；楚王一脉，也在开国诸侯王刘交的余萌之下安好无损。
    ——就连本有机会收归中央的赵地，都被刘恒封给了赵幽王刘友的独子刘遂！
    本来就不稳的齐赵，在文帝手下愈发不稳；而原本没什么隐患的吴国，也在文帝《许民弛山泽令》，外加太子刘启一棋盘砸死吴王太子，而成为新的隐患。
    可以说，文帝一朝对于汉室的内忧外患，没有起到丝毫的积极作用。
    政治名望、个人身亡方面，刘恒也槽点不少：三言两语之间，几乎流氓式的罢免丞相周勃；饿死自己的亲弟弟——淮南厉王刘长；以及在黄龙改元之后，罢黜丞相张苍，都是文帝刘恒的道德污点。
    汉室内忧外患依旧，道德品性不佳，那刘恒又为何能在历史上，享有如此高的地位，甚至在当时的汉室百姓心中，留下‘圣人’的美名？
    答案十分简单：文帝刘恒在位，天下百姓安居乐业，虽偶有灾祸，但总体上，百姓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极大改善。
    粮价，从高皇帝时期的千钱以上、孝惠皇帝时期的四五百钱，降到了景帝登基时的石五十五钱；
    农税，从开国时的十五税一，变成了三十税一；口赋从百二十钱，降低为四十钱。
    不严谨的说，刘恒在汉室‘在世圣人’的崇高地位，便由此而来。
    换而言之，只要能让治下百姓吃饱肚子，刘弘地历史地位，就已经可以向历史上的汉文帝刘恒靠近了。
    撇开这层考虑不说，现实角度而言，刘弘也必然要从粮食开始下手。
    还是那句话：农耕文明在封建时代的一切活动，都需要雄厚的农业底蕴做基础。
    要想社会安稳，就需要百姓吃饱穿暖，安心种田；而国家要想富裕，无论是发展商业、手工业，亦或是建立新的经济秩序，也同样需要基本物质基础。
    就现在后世的二十世纪，‘物质积累’的标准是有多少吨钢铁；二十一世纪，则看国库有多少贵重金属、外汇国债。
    而此时，政权的基础物质积累，就是粮食。
    只有粮食充足，流通的粮食能够满足国家基本需求，才有可能进行其他的活动。
    ——南征百越，东取越南，北伐匈奴，总不能让士卒们饿着肚子上阵吧？
    刘则的下场，已经足以证明‘大军未动，粮草先行’的重要性了。
    ——发展商业，建立手工业，总不能指望百姓肚子都吃不饱，就去行商为贾、养蚕织布吧？
    可千万别被后世那些，把读者当睿智的网络文学作品骗了——对于刘弘这样的穿越者而言，掌控一个政权之后，首先应该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好好种田。
    什么南征北战、国富民强，都需要坚厚的农业为基础！
    至于工业、商业的发展，更是要从布匹纺织业开始做起，才有那么一丝可能。
    所以，即便不考虑历史风评，不在乎自己在后世人心中的形象，光为了马踏草原，让华夏成为世界唯一一颗星辰的远大志向，刘弘也要安心种田。
    尤其是在如今，汉室远不及历史上，大多数封建王朝平均水平的贫弱状况下，就更要如此。
    实际上，从穿越那一刻，从屁股第一次坐到皇位上开始，刘弘心中，就有着明确的认知。
    正是这个认知，让刘弘在随后的一系列时间之中，屡屡做出准确的应对。
    长安粮价几番涨跌，刘弘也顺势将粮食保护价政策，作为了自己在西汉政权上烙下的第一个烙印。
    之后悼惠王诸子之乱，刘弘在召集中央大军，将齐地叛军合围于关外的同时，暗中命令小叔淮南王刘长率兵攻打南越，最主要的一个目的，也同样是为了农业。
    ——地处两广地区的南越，必然有着汉室此时还尚未拥有的优秀水稻！
    刘弘也从来没想过仅凭淮南王刘长手下那几万郡兵，就一举攻下南越。
    ——要知道南越，可是曾经让秦始皇派大军五十万，前后打了足足九年才打下来；一年前，周灶带着十万中央野战军，却连南方群岭都没能翻过的硬骨头！
    通过武力统一南越，所需要花费的人力、物力，只怕不比发起一次汉匈大规模战役来的少。
    真有这功夫，直接把河南夺回来，养养马放放牛，爆骑兵他不香吗？
    对于南越的问题，刘弘地看法与那位穿越者前辈比较类似——能不动手，就尽量不要动手。
    毕竟南方的湿瘴，会为战争带来很多变数，也会让汉室遭受很大的损失。
    但有一点，刘弘地看法却与那位前辈不同：原则上，能不打，尽量不打；但实际上，也不能完全不打。
    用后世一位热血青年的话来说：打得赢就打，打不赢明天再打，明天没打赢后天还打，打到他怕！
    赵佗这头老乌龟，就是不打不老实的。
    汉开国之初，赵佗就已割据岭南，高皇帝刚遣使询问（威胁），赵佗就俯首称臣了。
    而后，便是吕后即将亡故之时，赵佗又觉得自己行了，就再一次称帝。
    结果赵佗运气好：周灶大军仗还没打，就被湿瘴+水土不服干倒大半···
    在历史上，最终是陆贾奉文帝命出使南越，短短几句话，赵佗就再一次臣服。
    看看陆贾在赵佗面前说的话，就不难看出，赵佗是个什么货色了。
    说白了，赵佗自己也知道：就南越穷山沟子那点人，根本无法与坐拥中原万里土地、数千万民众的汉室抗衡。
    明知打不过，赵佗却还几次三番自立为帝，挑战汉室的底线，难道是真的有野心，或者是没脑子？
    显然不是。
    赵佗真正的目的，是通过这种手段，来提醒长安朝堂：喂，别小瞧我啊，别无视我啊~
    说白了，就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。
    赵佗知道自己打不过汉室，但与此同时，赵佗也料定：汉室不会选择通过武力，去图谋南越那片深山野林。
    在此前提之下，再加上有天险为依、气候为凭，赵佗自然要时不时跳出来，逼汉室让渡利益了。
    但这种把戏，显然很难在穿越者面前奏效：会哭的孩子，未必就会有奶吃···
    ——除了喂奶，打也是能停住熊孩子的哭声的！
    对于南越，刘弘的态度很简单——通过适当的惩戒，让赵佗意识到：继续反抗统一，非但无法带来利益，还有可能带来灾难！
    当然，作为一个履历横跨秦汉两代，从始皇一朝活到汉武帝之时的枭雄，赵佗还没那么容易被吓住。
    但通过这么一次，赵佗应该就能明白长安的态度；即便不马上低头，也会意识到继续搞事，会给自己惹上麻烦。
    这，就是刘弘短期之内的目的了——没空收拾你，给爷悄悄待两年！
    如今的汉室，还是要把主要的力量和经历，集中在北方战线之上。
    除了南惩赵佗，意图获取优秀稻种之外，刘弘也在入冬之前，皆由今年天下粮食歉收，而将冬小麦的推广提上日程。
    这一切，都是刘弘在为农业基础积累做准备。
    冬小麦有了，磨面粉用的磨盘也有了着落；稻米，也即将早于历史数百年，出现在华夏大地。
    再加上粮食保护价政策，配合上税赋减免，汉室的种田期，实际上已经开始。
    物质、政策方面的准备，刘弘都已经准备完成，唯一欠缺的，就是一个理论依据，或者说中心思想。
    汉室，或者说历史上的绝大多数封建政权，与后世政权最大的一处不同，就是每一条通行条下的政策，都需要给出一整套的思想理论。
    实际上，即便是在后世，国家推行某政策，也同样会建立起类似的思想价值体系，发布红皮书之类。
    在后世看来，这样的举动或许没什么必要——政策好不好，百姓自然就能看出来，至于官员，那也必然是严格贯彻。
    但对于此时，通讯手段极其匮乏的汉室而言，政策中心思想、理论依据的存在，却关乎着政策的贯彻度，以及贯彻速度！
    很简单的道理：未央宫发出的命令，出了长安城就得打个七折！
    除了函谷关，效果就是减半；到了关东，乃至于到了沿海诸国，那更是枉如一纸空文。
    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没有一套，或者说一份详细解读中央政治意图、传达中央思想的理论，那本就不高的行政效率，将会再度下降。
    效率一降，汉室的农业积累期就将被无限延长，甚至可能发生刘弘都快老死，关东一些偏远地区，都还没推行粮食保护价的事情发生。
    而贾谊这篇《论积贮疏》，就很好的填补了这个空缺。
    作为汉臣，贾谊除了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之外，其实也有一个斜杠身份。
    ——文学家。
    除了《过秦论》、《陈政事疏》、《论积贮疏》等政治策论外，贾谊还有《吊屈原赋》、《鵩（fu）鸟赋》等文学作品传世。
    而贾谊行书最大的一个特点，就是其情感特点十分贤明。
    无论是《论积贮疏》这样的政治策论，还是《吊屈原赋》这样的文学诗赋，都是朴实峻拔，又极具感染力。
    拿刘弘手上这份《论积贮疏》来说，就曾为后世文豪周树人先生称赞其为‘鸿文’。
    开篇就是一句：仓廪实而知礼节；民不足而可治者，自古及今，未之尝闻。
    之后的内容，也都十分贴合汉室的现实状况，以及古华夏普行价值。
    毫不夸张的说：刘弘要是想把这篇《论积贮疏》发行天下郡县，几乎不用改动一字！
    实际上，刘弘也已经准备这么做了。
    但要想以《论积贮疏》，作为汉室未来这几年的行政思想纲要，刘弘就又遇到了那个问题：现在的贾谊，还是不能太出风头···
    又想用《论积贮疏》，又不能给贾谊太大的封赏、名望，这就有一些不好办了。
    ——这种操作，一个不小心，就有可能让刘弘染上‘刻薄寡恩’的污名。
    就算不会，也不能排除贾谊稚嫩的心灵遭受打击，从而对政坛心灰意冷的可能性。
    思虑片刻，刘弘便眼前一亮，向贾谊试探着开口道：“未及询贾令吏，此论，可为卿独作？”
    见贾谊做出一副信誓旦旦的模样，刘弘又赶忙抢先开口，装作扫视竹简的模样。
    “朕观此论，偶得北平侯之风啊？”
    说着，刘弘笑嘻嘻的抬起头：“若朕未猜错，此论，当乃卿先行草拟，后由北平侯审阅，方呈至朕前？”
    作为当朝御史大夫，皇党一系的实际领头人，‘立论’这么大的功劳，张苍无疑是担得起的。
    而作为贾谊的授业恩师，弟子要呈策论于陛前，张苍必然会先过目，对策论内容进行简单地修改，以保证弟子有更大概率为刘弘所看重。
    “陛下慧眼如炬：此论，老师确曾观阅，亦于些许之处，以纠正于臣。”
    闻言，刘弘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
    “既如此，此论，便以北平侯署名，卿附属吧！”
    这个套路，在后世可谓司空见惯。
    ——小研究僧们得到某项科研结果，最终发布于某学术刊物，都是以其指导教授为主，小研究僧为附属。
    这样的做法，大多数情况都不是教授眷恋名望，而是为了最大程度保护科研成果，以及保护这位青年才俊。
    而刘弘从中得到灵感，用来操作贾谊献策之事，也出于类似的考虑。
    虽然这么做，功劳的大头最终落到了张苍的头上，但相应的，张苍也替贾谊承担了很多风险。
    ——只不过张苍地位够高、资历够老，有能力无视这些对贾谊而言，很可能会断送官僚生涯的风险而已。
    贾谊也能从中获益，并借此将一件事实，直白的展露在朝堂之上：我的背后，可是当朝御史大夫，下一任丞相！
    想搞我，可得考虑考虑影响哦~
    见贾谊一副呆萌，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模样，刘弘却只是淡然一笑。
    “卿出宫之后，将朕所言之事，转述于北平侯。”
    “北平侯闻知朕言，必可解卿之惑矣。”
    闻言，贾谊纵是一头雾水，也只得拱手一拜。
    “如此，臣告退···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