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安东市，并不是因位于长安城东而得名，而是与西市相连，同位于长安西北角；由于两市东西对望，故称为西市、东市。
    对于生活在长安，乃至于整个长安城辐射范围内，各县、乡、村的百姓而言，长安两市，便是主要的生活物资获取点。
    盖因为汉律规定，但凡牵扯钱物交易的商业活动，都必须在官府规定的场地——市集进行。
    也就是说，即便是一个农户，想要将家里母鸡下的蛋卖出去，也要乖乖到市集向市吏报备，取得交易许可，才能在市集内将鸡蛋卖出。
    就如同刘弘此时看到的场景一般：除了获得官府长久许可，而建立在市集中的商铺之外，东市内的街道旁，随处可见在面前摆着一个菜篮子，或是几捆干柴的百姓。
    而在这样鱼龙混杂的市集，突然出现的刘弘一行人，无疑成为了人们目光中的焦点。
    为了掩饰自己的身份，刘弘不着痕迹的走进了一家售卖布匹的商铺，打量起铺内陈列的各式布匹。
    看着刘弘一行人走进那家以蜀锦质量著称的铺子，东市内的人才将注意力收回，继续售卖着自己的货物，或者挑选着想要购买的生活物资。
    “哟！贵客登门呐！”
    刘弘刚迈入门槛，迎面便走来一个身着锦袍，略显富态，满手玉扳指的中年男子，谄笑道：“少君可是来对地方啦！”
    “吾家蜀锦，于整个长安城，也是小有名气哩~”
    说着，男子便跟随着刘弘地脚步，依次介绍着店内的布匹。
    不过片刻，男子话锋一转，故作神秘道：“店内这些，少君当是瞧不上眼，不如随小的到堂后，瞧瞧上锦？”
    刘弘却是兴致寥寥的摆了摆手，这儿摸一摸，那儿看一看，不时询问着各式布匹的价格。
    ——在贵重金属为货币原材料的封建时代，布匹，才是永远不会贬值的硬通货。
    粮食会随着世道，收成等因素上下浮动，就像粟米，西汉开国初能暴涨到八千钱，现在能卖八十钱；到了历史上文景之治末期，更是曾跌破四十五钱。
    即便是钱币，也是大有文章可做——可以掺铅，可以做小一点，薄一点。
    唯由布匹，由于产量不会有太大波动，其需求也几乎不会下降。
    所以，要想了解封建时代某一时间点的社会状况，布匹，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物。
    “此布一匹，需钱八铢几许？”
    随手指向门口处，略有些素黄的粗麻布，刘弘回过头，看向依旧喋喋不休的男子。
    刘弘一身贵族打扮，身后跟着的护卫也不似寻常人家，男子本以为来的是某个勋贵家的公子；见刘弘却对绣有华丽图案地蜀锦毫无兴致，反而问起最便宜的粗麻布，男子心中不由泛起嘀咕。
    “少君，此粗麻矣，乃乡野匹夫制衣所用···”
    话还没说完，男子就见刘弘目光中隐隐带上了凶光，便赶忙改口道：“粗麻，尺十一钱；若以钱八铢贾，匹当钱百四十二枚···”
    汉室的布，通常以‘匹’为计量单位，一匹布，指的就是宽六尺（139cm），长十丈（23.1m）的布条。
    而布匹的价格，在秦始皇帝统一度量衡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都非常诡异的维持在一尺十一钱的价格。
    无论其他诸如粮食、土地等其他等价物涨降，布匹都像是不会有通货膨胀般，屹立在每尺十一钱的价格线。
    但凡有一些经济头脑的人，对这种状况都会有疑惑：如果物价上涨，布匹作为等价物，不就不值钱了？
    亦或是物资宽裕，物价都下降的时节，布匹反而更加金贵了？
    这，就是刘弘此来东市的第二个目的——了解一下西元前的金融本位体：‘布本位’，究竟是如何保证其金融地位，比后世的美元与黄金还要硬朗的。
    如果今天不来到市集，亲自看一看，刘弘在深宫中闭门造车，能想出来的无非两点：无论天下发生多大的变化，布匹的产量，永远都赶不上需求！
    战乱的年代，人口自然是更少，带有精力耐心织布的人也同样减少，物价暴涨，布匹的价格却能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，维持在每尺十一钱，并不涨价。
    这是因为：到了所有人都吃不饱肚子的时候，一匹布，远远比不上一碗米来的金贵！
    没有布，没衣服穿，左右不过是穿的破一些，或是冷一些；没的吃，那可是要连命都要失去！
    到了太平时代，百姓民安居乐业，虽说不上家家户户有余粮，但吃上饭还是大部分人都能做到的；农闲时分的妇女们，也能抽出空织布售卖，补贴家用。
    这种时候，相对于其余等价物逐渐下滑的价格，布匹在产量上升的同时，却反而不降价？
    这，则是因为：吃饱肚子的目标达成，老百姓的下一个追求，就是穿暖，甚至穿得好看，穿的体面。
    并且天下太平了，没有计划生育遏制，人口必然会呈指数上升；而布匹的产量冲破天去，也不过是每个娴熟的妇女忙活半个月，也才能织出来一匹。
    更何况麻布的原材料：苎麻，是需要种植，占据耕地面积的！
    所以，无论天下人口是多是少，在机械化纺织没有出现之前，布匹的产量，会永远维持在‘恰好无法满足需求’的微妙点。
    因此，布匹才会如同被人为操控般，诡异的维持一个定价；老百姓也习惯每一尺粗麻布，都卖十一钱的价格。
    基于此，布匹才能成为封建时代的等价物。
    甚至于在战乱时期，亦或是偏远一些的地方，布匹的公信力，会比铜钱还要高，仅次于黄金！
    对此，刘弘自然不是抱着欣赏的态度看待的——刘弘的策划中，农业发展是未来第一个要做的事；而随着农业水平的稳步提升，纺织业必然会被动的得到发展。
    布匹的产量，也会随着制造工艺的发展而提高；总有一天，布匹‘供不应求’的局面会被打破。
    当布匹不再能充当稳定的金融本位参考时，国家的经济秩序就将变的脆弱无比；随便一个小道消息，或是天灾、人祸，都很有可能摧毁金融秩序，让天下回到以物易物的远古时代。
    所以，刘弘需要在现在就开始筹谋策划，为布匹寻找一个替代物，来充当金融等价参考物，为金融秩序插上一根定海神针。
    在绝大多数封建王朝，乃至于后世的近现代，充当等价物的，都是贵重金属。
    如战国到两汉的铜，之后的银，以及永远不会贬值的黄金。
    刘弘也只能从汉室具有的贵重金属里，选择数量足够多的铜。
    这或许很奇怪：汉室的钱币，本来就是以铜为材质，难道不足以充当货币，或是等价参照物吗？
    原本，是可以的。
    但是自从原主的爷爷——汉太祖高皇帝刘邦，一拍脑袋推行了三铢钱之后，铜钱的公信力，就已经被打击的体无完肤。
    ——就如同方才，布店掌柜所说的那样，八铢钱一枚，就是‘八钱’，掌柜之所以认可一枚八铢钱指‘八钱’，是因为八铢钱，确确实实有八铢那么重！
    八铢钱，就是八铢重的铜！
    虽然实际上可能含有杂质，但至少能保证有一半以上的铜含量。
    那刘邦发行的三铢钱，为什么不能被市场所认可，甚至将汉室金融秩序搅了个七八烂，甚至到了皇帝都找不到八匹同样颜色的马，丞相都只能坐牛车上朝呢？
    因为刘邦规定：一枚三铢钱的购买力，等同于当时流行的秦半两钱！
    而秦半两钱，有足足十二铢重！
    更让人无语的是，刘邦发行的三铢钱，别说一半的铜含量了，一眼扫过去，都看不出来是枚铜钱——铜，哪有银白色的？
    分明就是铅！
    撇开成色不说，刘邦说三铢重的钱，具有十二铢的面值，百姓又不敢违抗，怎么办呢？
    简单，原本卖一钱的东西，现在卖四钱就好了。
    这样，就不会有损失了。
    就这样，汉室天下一夜之间通货膨胀四倍！而铜，则在一夜之间，贬值为原来的四分之一。
    深感铜不值钱的百姓，都慌忙的将手里的铜钱撒入市场，以换回更保值得布、粮、牲畜等物资，以避免财产贬值。
    几天之后，市面上除了刘邦的三铢钱以外，就再也没有任何货物流通了···
    而私底下，百姓也不愿意将手中的布匹、粮食等硬通货，换成泛着银白色光泽的铅制三铢钱；就这样，在周室开始出现，并在之后逐渐发展出来的货币制度，在时隔四百年之后，被远古时期的‘以物易物’所取代。
    刘邦死后，吕后临朝执政，深感国家贫弱，便对金融秩序进行了一次校正——废黜钱三铢，行钱八铢。
    相较于重量三铢，面值十二铢的三铢钱，八铢钱的出现，无疑更容易为市场所接受；吕后也没有耍流氓——八铢钱的面值就是八铢，重量决定面值。
    但是，为了给刘邦擦屁股，吕后只能无奈的加上一条补充条例——只要没有完全断裂，上面的铭文还能看清，并且不完全是铅制的钱币，都具备与重量相应的面值；如果拒收，就要罚金四两。
    通俗来讲就是：国家不再铸造三铢钱，三铢钱也不再具有十二铢的面值，但已经存在的三铢钱，依旧具备三铢的面值。
    这就使得，汉室的货币市场迟迟不能统一，市场上充斥的吕后八铢钱，高帝三铢钱，秦半两钱；甚至是更遥远的战国刀币，也依旧流传于市场。
    在历史上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武帝一朝，随着成色足，重量达标，且没有‘附加’面值的五铢钱出现之后，汉室货币才被统一。